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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微软中国的领军人[新闻]

发布时间:2020-11-13 16:24:23 阅读: 来源:锯床厂家

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

1966年,张亚勤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5岁那年,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去世,张亚勤便离开太原,回到老家运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几年间,他辗转于太原、运城和西安,在母亲、老家和亲戚家度过了童年。

张亚勤对于5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父爱”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都没有印象。年幼的孩子更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他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护,他明白自己和别人不同。

多年以后,张亚勤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快乐健康地长大,他说:“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庆幸的是,张亚勤有一位不同寻常的母亲,这位早年曾留学苏联的母亲坚强勇敢、乐观积极,在家庭和自身都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和压力的时候,以独特的方式教育儿子。

在同龄的孩子还围着父母脚边转的时候,母亲就放手让小亚勤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在小亚勤因为一点成绩开始骄傲自满的时候,母亲及时提点,鞭策儿子继续努力。她的胸怀和眼光,在张亚勤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后来的跳级、提前参加高考进入少年班,以及出国留学等等,都受益于母亲对他独立和坚韧精神的培养。

从很小的时候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

张亚勤的姥姥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姥姥喜欢给小亚勤买小人书,最早是一边陪他看,一边给他讲,后来就不再讲了。她对小亚勤说:“想看就自己认字,你认字就不用别人给你讲了。”

有了看故事的动力,刚刚3岁的张亚勤开始学认字。很快,他就认识了小人书中出现的大部分生字,能读懂《水浒》、《西游记》,还把家里的书差不多都看了一遍。

每当夜色深沉,就是祖孙俩最安逸的时刻。姥姥在灯下做针线活,小亚勤把他白天看到的故事讲给姥姥听。不仅如此,姥姥还找来唐诗、小学语文课本等更难一些的内容给他看,每次他都能倒背如流。看到孙子的潜力,老人又开始加码:“不要跟着学校的课本走,要跟着自己的需要走。”

这时候,尽管还没有“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

张亚勤小学毕业时,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选他去说相声。他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童年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

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让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小学毕业的时候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张亚勤的事,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榜样。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张亚勤说:“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

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

尽管知道他聪明,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

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老师问他:“看了?”

“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

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刮目相看。

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由于当时是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查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

下一步怎么走?张亚勤陷入了茫然。

老师叮嘱一位大同学照顾张亚勤,半学期后,反倒是张亚勤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

就在这时,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天才少年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这时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很多人产生了疑问:“一个高一的孩子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

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每天差不多学习20个小时,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

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

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就硬性要求张亚勤马上睡觉。可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

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

住院就意味着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

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10分。

就在他以为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

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

1978年9月,张亚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到来了。

这次离家上大学,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张亚勤自己去办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从不出面,只是在一旁提醒不要把证件丢了。

托运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

坐在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自己办好了,我不会写字。”

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让小孩办。当张亚勤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看是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都惊奇地围着这个小孩问长问短,柜台前一下子涌来了一堆人。在一片赞扬声中,张亚勤和母亲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离开现场。

火车站送行的那一刻,母亲只是笑着说:“你能行!”

与张亚勤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乡——14岁的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车厢狭小拥挤,两个本应戴红领巾的孩子却背着行李远走他乡,这在满是成年人的车厢内显得很特别。

一夜颠簸,两个少年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无巧不成书,当时来迎接“新生”报到的“老生”,就是被他奉为榜样的宁铂。12岁进大学的张亚勤,年龄比宁铂还要小一岁,这成为令张亚勤骄傲的资本。

然而,开学上课后,张亚勤才知道,他在少年班一大批明星学生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他问别人的高考分数,一个宿舍里7个人,高考满分500分,上铺的同学是430分,对面的同学是450分,而那一年山西省的状元也不过410分。

这种挫败感,让在学习方面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亚勤一下子就懵了,但并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毕竟,12岁的张亚勤还是孩子,在长久的艰苦奋斗后,第一次完全进入自由状态,是无法抗拒的快乐。他后来回忆说:“我那会儿一般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

学校对少年班学生的生活格外照顾。刚开始,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还帮张亚勤洗衣服,后来学校又安排专人为这群孩子洗衣服。

张亚勤在班里年龄较小,宿舍里有个同学年龄大一些,老师就再三嘱咐那位大同学一定要多照顾张亚勤。可过了半学期之后,反倒是张亚勤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吃饭的时候,他懒得去食堂,张亚勤就帮着把饭打回来。“亚勤,帮我占个座儿”,“亚勤,帮我把东西拿回寝室”……张亚勤忙得团团转。

张亚勤从小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上了大学,自主的空间更大,下棋、看电影、踢球、听音乐会……大学里的宽松环境让张亚勤感觉提前进入了“自由王国”。

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逛动物园,一路玩玩闹闹,见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观看一番。正好动物园里举行杂技演出,两个孩子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已是暮色深沉,等他们走出动物园大门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开走,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学校。

当两人又累又饿地回到学校,已是深夜11点半,校门早就关了,宿舍也熄灯了。两人实在不敢去叫看门老大爷来开门,只好摸黑翻墙。围墙是用红砖加水泥垒砌的,又高又滑,出于安全考虑,墙头上还拉了一圈铁丝网。好在两人年纪小,身体灵活,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去了。不过,张亚勤发现裤子上刮了一道长口子。

就在张亚勤到处“疯玩”时,第一次期末考试的成绩让他傻眼了:入学时曾经得了满分的数学只有61分,语文71分,别的科目也差不多只有这个成绩。

老师找张亚勤谈话,并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母亲接到信后非常失望。张亚勤放假回家时,母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如果说你努力了没有学好,那我不怪你;你说你睡觉,不努力,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就在这时,张亚勤突然发现那些玩的东西都没什么意思了。他开始看书钻研不懂的知识。他发现,钻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是永远不会重复的乐趣!

经过一次通宵学习,他感到内心异常充实。就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张亚勤的成绩开始稳步上升,到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张亚勤仅用两周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芽,教授叹道:“你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

中国科技大学是五年制,学生进校时要选一个专业读完五年,而少年班可以享受特殊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再确定自己的专业。1979年,上了大二的张亚勤选择了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

本科三年级开始,张亚勤的考试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讲的知识,他很容易就能领会。然而,张亚勤在学习上也有软肋,那就是动手操作能力差,而他所在的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实验课一直让张亚勤很头痛。

实验课之外,计算机编程也是张亚勤的一个弱项。上世纪70年代末的电脑编程,需要用打孔机在空白卡片上凿出一些小孔,然后把卡片一张张依次插入卡片阅读机,将程序全部输入到计算机里,运算结果再通过纸带穿孔机输出的纸带展现出来。这种原始的编程工作并非易事,不管张亚勤怎么努力,穿孔机输出的纸带总是显示异常。往往下课了,他还在满头大汗地和穿孔机较劲儿。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他选择的毕业设计是做一块电路板。张亚勤很担心这门课程通不过,所以提早就开始进行非常认真的准备。

当时实验条件差,除了图纸要自己画,实验材料也要自己去收集。实验需要的铜板,就是他跑到校办工厂里找工人师傅要的。在调试过程中,即使每根线路、每个节点都一处一处查遍了,异常状况还是接连不断。

张亚勤的这块电路板确实“惨不忍睹”:线路纵横交叉、杂乱无章,面板凸凹不平,焊接点大小不均。尽管老师安慰他“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强烈的挫败感还是令他尴尬无比。

可正是这块当年令张亚勤无比难堪的电路板,如今成了中国科技大学里的一件收藏品。1999年,张亚勤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到中国科技大学,给无线电专业的师弟师妹们作演讲。教授打趣地对台下的学生们说:“我们请张亚勤给大家讲一下,这就是他当年本科毕业设计所做的电路板……”

1983年,张亚勤本科毕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科大无线电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动手能力差仍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开始重点加强实践能力的训练,并有意选了一个实践比较多的课题。

做这个课题需要到中国科技大学国家风洞实验室工作。做课题的那段日子,张亚勤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里,把实验室里破旧的计算机线路板、各种芯片全部拆掉,认真研究其中的构造。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件枯燥无味的工作,张亚勤却不厌其烦。

就这样,在爆发式的集中突击后,张亚勤相当于重新制作了一台计算机所需的硬件,然后又做了一套操作系统协调软件,对计算机构造的熟悉程度有了质的飞跃。

1978年,邓小平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明确指示,要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的数量:“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当时的理工科一流名校中国科技大学,80%的毕业生都选择了出国留学。

1985年底,张亚勤即将硕士毕业。由于女朋友汪健在国内,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应该减轻母亲的负担,他认为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再考虑深造,但母亲的态度很坚决:“你只要好好念你的书,经济问题不是你考虑的事。”女朋友也主张以学业为重。

于是,他正式开始着手准备留学事宜。恰好一所德国院校的管理学院来中国招生,张亚勤在匆忙之中没有考虑太多,就联系了这所德国院校。可是,申请的时候发现必须先过德语考试这一关,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再三考虑之后,张亚勤还是取消了申请,着手准备赴美留学。当时已经临近三月份,很多学校的留学申请都己结束,老师对他说:“你来晚了,申请表已经审核完了,只能等下一年了。”

张亚勤突然想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这位教授是全世界无线通讯领域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张亚勤过去在他访华时和他有过交往。当时,教授对这个中国年轻人的聪慧好学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帮助张亚勤进一步深造。

收到张亚勤的申请,教授很快就回了信,欢迎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就这样,张亚勤有惊无险地拿到了offer,如愿以偿。

华盛顿大学是9月1日开学,张亚勤10月1日赶来报到时,已经迟了整整一个月。学校建议张亚勤先学半年英语,等到春季开学再正式上课。否则,即使上课了,张亚勤也很难赶上这一个月的进度。

张亚勤不同意:“我对我的英语和学习能力有信心,我能赶上。”

工作人员让他自己去找导师:“如果教授同意你插班,你就可以上。”

张亚勤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他和张亚勤谈了半个小时,就同意了这个要求,批准张亚勤直接上课了。

到了课堂上,张亚勤才见识了什么叫“国际化”。仅仅几十人的小班完全称得上“风云际会、名流云集”:沙特阿拉伯的公主、卡塔尔的王子、埃及国防部的少将……有位同学还带着贴身保镖,前呼后拥,蔚为壮观。

张亚勤的导师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是IEEE(即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是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工程师的国际性协会,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有着极大的影响。拥有IEEE院士身份则是电子、电讯、计算机领域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当时中国只有3人获得了IEEE院士身份,即使在美国,提到某位教授是IEEE院士,也会令人肃然起敬。

比克赫尔茨教授同时也是IEEE通讯协会主席及通讯杂志的主编。能够在这本电子通讯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是很多科学家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开始上课第二周,比克赫尔茨就不动声色地对张亚勤进行了考察。他交给张亚勤一批IEEE杂志收到的投稿论文,要求“两周内读完,给出意见”。张亚勤手里的这些论文是一些知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通讯领域很多前沿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对于刚刚入门的张亚勤来说既陌生又艰涩,同时,论文里的英文专业术语也给他的阅读造成了很大障碍,要在两周内完成这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去图书馆借来十几本专业书,外加一本大辞典,以一天两本的速度迅速消化了论文中涉及的电子通讯知识。吃了两个星期的三明治,张亚勤猛然发现自己开窍了!

就这样,在规定的时间内,张亚勤把教授给的那堆论文中涉及的所有公式都推导了一遍,甚至还发现了其中的几个纰漏。两周后,他把对每篇论文的验算结果交给比克赫尔茨教授,还附上了点评。

尽管见识过无数天才,但张亚勤还是令教授惊讶,他说:“你现在就可以写博士论文,你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

后来,比克赫尔茨教授毫不掩饰对张亚勤的赞赏:“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感觉他一定会超过我!和张相处一个星期,你就会感到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财富。”

1989年,张亚勤博士毕业。进校伊始,他就一直保持着最优秀的成绩,是比克赫尔茨教授的得意门生。尽管比克赫尔茨教授的考试特别难,班里大多数学生能够及格已实属不易,张亚勤却总是满分。

即使如此,张亚勤准备博士毕业论文还是出了个小插曲。他早早就挑选了一个感兴趣的选题,按部就班搜集材料,研究得不亦乐乎。直到有一天,他在IEEE的过刊上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研究的选题是人家早己研究过的。

张亚勤只好重新选择课题。幸好,有一个为美国大型医院构建信息系统的项目,他做了两年半,积累了不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便决定根据这个项目来撰写毕业论文。

结果,就是这篇“临时决定”的论文成就了他人生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辉煌——这篇论文获得了满分,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系唯一一篇满分论文。

在IEEE期刊上发表几篇文章,足够很多学者一生引以为豪,而张亚勤是“批量生产”

1989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比较糟糕,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经济紧缩期,毕业生人人自危。然而,优秀的张亚勤似乎与这些绝缘。

当时,美国Contel公司在华盛顿新设立了一家研究院,负责人和比克赫尔茨教授是故交。教授就引荐他去了这家研究院。

张亚勤刚一上班就确立了研究课题,做实验、写报告、发论文、申请专利,忙得不亦乐乎,每半个月就把研究报告和成果交给老板。三个月之后,张亚勤的研究就有了很大进展,把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交给了老板。

有一次,张亚勤被老板请进了办公室。这位印度裔老板先是客气地问张亚勤在这里工作的感受如何,是否适应工作环境。寒暄完了,老板这才慢悠悠地把张亚勤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称赞说:“亚勤,你的研究相当精彩,报告也做得非常漂亮!”张亚勤欠欠身子,正要谦虚两句,没想到老板话锋一转,“可是,你能不能慢点呢?”

张亚勤一愣,没明白老板的意思。老板紧接着解释说:“你现在的工作效率给其他同事太多压力了。”原来,在美国的大多数研究院,张亚勤做的这类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频率,平均每人半年出一份就相当不错了。而张亚勤这种一个月交几份的工作效率,大大超出了周围环境可以接受的极限,无形中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张亚勤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导师哈哈大笑,说:“这家伙完全是个失败者!”

选择留下来的张亚勤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快马加鞭地搞研究。他索性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研究计划,圈定了一系列项目课题一个个往下做,只是大大降低交报告的频率。

正当张亚勤“孤军奋战”时,Contel公司被美国著名的GTE公司收购了。GTE公司当时风光无限,有20多万名员工,是一家业务范围广泛的通讯服务提供商。

收购案发生之前,研究院让张亚勤做了一个视频压缩研究项目,正是GTE最急需的方向。新老板看到这个研究项目,立刻把张亚勤研发的视频压缩技术列为高度重点项目,并把他调到位于波士顿的GTE公司总部去工作。

之后的4年间,GTE公司不但给张亚勤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支持,而且没有对他的研究作任何限制。这段时间,可以称得上是张亚勤作为一位科学家发挥得最酣畅淋漓的阶段之一。

1992年,张亚勤的视频研究项目被选为“GTE董事长最喜欢的5个项目之一”,每逢重要人物到访GTE,他的视频项目都必定要进行演示。以张亚勤为标志的“GTE视频压缩和宽带传输”成为华尔街最看重的GTE资产和最具增长潜力的创新技术之一。

在GTE研究院的那几年,张亚勤除了进行视频压缩研究之外,也进行无线通讯、宽带传输等研究,成果丰硕。他在全世界最权威的IEEE电子通讯科学的年会和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要知道,能够发表四五篇学术文章,已经是很多教授学者一生引以为豪的成就了,而张亚勤简直就是“批量生产”。

另外,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塔夫斯大学带博士研究生。到1994年、1995年的时候,张亚勤已经成为美国视频领域的明星,学术界都为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所折服,此时的他还不到30岁。

在GTE工作到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另一个机遇悄悄来临。1994年,张亚勤进入了桑纳福研究院。

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公司,原名RCA研究院,是世界顶尖电子科技的圣殿。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幅无线电、彩色电视机、CCD照相机、LCD显示器、录像机等电子通讯产品,几乎都是桑纳福研究院研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

张亚勤的杰出表现令他在桑纳福的职位一升再升,从刚开始10人小组的项目经理升到部门经理。1997年,31岁的他被提升为位于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主任,无论就这个研究领域还是桑纳福内部来说,这都是中国人获得的最高职位。

1997年,张亚勤又获得一项殊荣:当选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这是电气电子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也是IEEE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1998年9月底,普林斯顿的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张亚勤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下午,下班时间已到,同事们陆续离开了研究院。他像往常一样,并不着急回家,开始处理一天的电子邮件。在近百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封不起眼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封邮件说微软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计划招募几位世界级科学家去中国创业。邮件最后说,如果张亚勤有兴趣,研究院的李开复院长想和他谈谈。

张亚勤那时并没有听说过李开复,而且作为猎头公司名单上最抢手的人,他对offer已经不太敏感了。不过,邮件中的“中国”二字,还是吸引了他的目光。

于是,他回邮件说愿意和李开复聊聊,并同时在网上搜索“李开复”这个名字。一搜才知道,原来李开复也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家,尤其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卓有成就,早在1988年,李开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后来他又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不特定语者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引起业界轰动。

张亚勤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第二天,李开复的电话就打来了。

张亚勤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李开复刚刚接受了微软公司的邀请,正式加入微软。此前,李开复是世界著名的SGI公司的副总裁,而在进入SGI之前,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副总裁。

李开复了解到,比尔,盖茨决定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延揽当地优秀人才。而当时令盖茨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人。

微软剑桥研究院是比尔·盖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手笔,6年共计投资8000万美元。这所研究院集中了欧洲最天才的科学家,从事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李开复热血沸腾,于是加入微软,领衔筹备中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位“光杆院长”面临约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

李开复当时也不认识张亚勤。当他征询身边的人时,好几个人推荐了张亚勤。他仔细研究张亚勤的履历时,大吃一惊:12岁进中科大少年班、23岁拿到博士、31岁成为IEEE院士……

李开复在电话里只讲了5分钟,张亚勤就允诺:“我愿意回国看一看。”

听了张亚勤等人的汇报,比尔·盖茨意犹未尽,原定的会议时间大大延长

1999年1月15日,张亚勤只身一人从美国新泽西转道日本东京回国。他回来后正好赶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开复专门为招聘成立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案。他们亲自查阅简历,从几千个人选中选出100个人组织笔试,最后进行面试,向其中的20人发出了聘函。

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全面负责桑纳福研究院多媒体组的工作,所有决定几乎都由他来做,他是绝对主角。现在,作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变成了配角,职责是协助李开复制定并不断修正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健全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并在研究小组之间进行协调。

张亚勤时刻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时的老板说过的话:“你回去,有可能成功,也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张亚勤当时随口回答了一句:“我还年轻,可以去试试,不成我再回来。”不过张亚勤从没有打算“做不成了就回去”,那不是他的风格。

那时,张亚勤的家人还没有回国,他白天面试、定方向、讨论课题,晚上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关在办公室里搞课题,神经实在绷得紧了就去打保龄球,每天晚上差不多11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张亚勤重读了很多武侠小说。

1999年5月,盖茨派微软首席技术官克雷格·蒙迪来北京考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进展情况。在研究院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后,克雷格·蒙迪大开眼界,回到总部,他这样向比尔·盖茨汇报:“中国研究院的那些人真是厉害,没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平台,居然吸引了这么一批优秀的人才。”

2000年,IEEE视频杂志最佳论文奖获得者揭晓,张亚勤摘得桂冠。这个专业大奖每年只有一位获奖者,这项殊荣对于当时的研究院意义重大。颁奖典礼上,主持人介绍获奖者张亚勤时说:“他来自中国!”台下听众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站在领奖台上的张亚勤也不像以往那样一脸淡定,此时的他努力压抑着喜悦,双手接过奖杯,然后高高举起,向台下的嘉宾致意。此时,泪水在张亚勤眼里打着转。

张亚勤有资本自豪。这一年多来,研究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他领导的多媒体小组就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专利,做出了60项新发明,并有8项成熟技术转让给微软公司的相关产品部门。

原定一年后再听汇报的盖茨,索性邀请李开复和张亚勤立刻到雷德蒙。自此,微软中国研究院形成了直接向盖茨汇报的制度。

2000年7月,包括李开复、张亚勤在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六位核心骨干就多媒体领域向比尔·盖茨作了第一次汇报。在向盖茨进行演示时,张亚勤讲到小波及信号分解,盖茨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径直向演示屏幕走来,说:“很好。可你是怎么压缩的呢?”让张亚勤惊讶的是,盖茨的问题都相当深入。

正式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盖茨意犹未尽,虽然助理催他参加下一个会议,他还是继续留下来跟张亚勤等人讨论。他评价说:“你们干得非常漂亮!”中国研究院的这次汇报显然让盖茨很感兴趣。

张亚勤说:“盖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问题有很深入的了解。不过在我的领域,他肯定没有我懂得多,所以向他汇报工作,我相当有信心。”

向盖茨作完汇报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代表们兴冲冲地走出了微软总部大楼。当晚,李开复带大家去聚餐庆功,还抽起了“走私”来的古巴雪茄,并且第一时间发邮件给在中国的同事们。

2003年11月,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造访中国。他的行程中有一项是拜见温家宝总理。作为微软在中国的一员大将,张亚勤一路陪同鲍尔默。

在前往拜见温总理的路上,鲍尔默和张亚勤聊起了微软进入移动领域的想法,鲍尔默突然表示,他和比尔·盖茨都认为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并问他:“你有兴趣吗?”

两个星期后,张亚勤来到雷蒙德市,与盖茨会面。会谈中,盖茨再次表达了这个想法:“手机会成为移动技术很重要的平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计算终端,不是个人电脑,而是手机。所以,我需要你来做这件事情。”

2004年1月,张亚勤经过深思熟虑,答应了盖茨的邀请,调回微软总部出任微软全球副总裁,负责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在全球的开发业务。按照微软的“导师文化”,回到总部需要找一个导师,张亚勤希望盖茨做他的导师,盖茨痛快地答应了。

2005年7月4日,张亚勤受邀去休假归来的李开复家里聊天。李开复告诉他,第二天打算去微软辞职,加盟谷歌。

张亚勤没想到的是,李开复的离职影响到了他正在开拓的事业。不久,比尔,盖茨、史蒂夫·鲍尔默都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回到中国领导研发。于是,张亚勤又回来了。

2006年1月,张亚勤回国,把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以及一些产品研发部门整合成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他出任集团主席。这也是除美国之外最大的研发基地。至此,他把一个不到10人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发展成为拥有3000人的大型研发集团。

张亚勤的成功是极其炫目的,在1978年中科大少年班同学当中,他可能是最为成功的一位。然而,他并不认为成功与天资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重要的是怎么样使用你的聪明,怎么样去发挥你的潜力。智慧就是要把你的天分,把你的潜力挖掘到最大的程度。”

当问到张亚勤是否愿意让孩子12岁上大学时,他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复:“我不会让我的小孩12岁念大学,而且我也不会让我的小孩12岁就到国外去读中学。我希望他们在17岁、18岁之前,都和父母在一块儿,然后再读书去。为什么呢?有了小孩在一起的这种天伦之乐,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发展,对父母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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